我和爸爸
文/王梆
去年年底我看了三部贺岁片:《手机》、《地下铁》、《我和爸爸》。
《我和爸爸》是这三部里面最好看的电影。因为它拍得很朴实,没有玩弄什么新花样,感情也是真挚的。
影片开头,徐静蕾扮演的女主人公小鱼站在爸爸和妈妈墓前,绿树掩映着通往墓碑的小径,我很喜欢这个长镜头,
它勾起了我对童年的一段回忆。
小时候我们一家三人住在新丰街。新丰街是地下用品一条街,绣花鞋、三节头皮鞋、宫廷靴、彩电、冰箱、美
元港币、中式庭院和罗马别墅……地上有的,地下也有。地上没有的,地下也有。所以大多数新丰街的商户在1980
年代后期都发了财。只有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张叔,若干年过去了,还是那么穷。因为他卖的是春联,没有人过年的
时候到新丰街买春联,平时来买冥品的人,觉得春联的价格和一台彩电差不多,所以理所当然就先挑彩电。
人死了之后,需要什么呢?小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现在长大了,还在想着。
这可真让人感到迷惑。
小鱼的爸爸是我们这一代孩子记忆中某一类的爸爸典型。“爸爸们”经过上山下乡,知青回城,改革开放。赶
不上1979年高考的人,很多转去经商。那可是暴发户的黄金阶段,卖甘蔗渣滓和猪快长都能买下半山豪宅。“爸爸
们”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什么书,对未来的知识经济缺乏远见,他们赚了钱拼命挥霍,变本加厉地追逐着青春末梢
最后一朵海棠。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娱乐和餐饮业遍布大街小巷,卡拉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的永远OK。他们在夜夜莺歌
和纸醉金迷中加剧着生不逢时的天生缺陷。所以他们的好运,到了社会秩序逐渐运转正常的时候,便变成了某种厄
运。泡沫经济和股市狂跌使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金钱,然而,更多的压力来自于精神上的——很多在华夏和美梦边
缘,妻离子散。1990年代初,中国的第三次离婚高峰期,那是一段多么让人沮丧的岁月。
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,即使是自是甚高的小鱼,也无法摆脱一个教唆妇女卖淫的爸爸、好酒好赌的爸爸、
有钱的爸爸和穷困潦倒的爸爸。
看着患了脑溢血的小鱼爸爸,坐在轮椅上像很乖的小孩张大着口,极力配合着小鱼的调羹里的热米粥,想到他
曾经说过的一句话:“最不济的时候,我希望你还能想到我,一个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的爸爸。”
也许,人死了之后,需要的仅仅是怀念而已吧!
(《星传媒》周刊)
|